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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第28卷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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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的优先领域、问题与对策
闵庆文
2020, 28(9): 1285-1293. doi: 10.13930/j.cnki.cjea.200493
摘要(313) HTML (26) PDF(221)
摘要: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在经济、生态、技术、文化与景观等方面具有显著特征,并在农业与农村历史演进与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中国农业农村部认定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截至2020年6月底,FAO已经认定了62个项目,分布在22个国家;农业农村部已经发布了5批118个项目,分布在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此同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们的关注,并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内涵、特征与价值、申报与管理、保护与发展等方面开展了研究,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显著交叉特征的新的学科领域。本文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与特点出发,提出当前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12个优先领域;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求出发,提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20个优先领域。结合过去15年来从事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与实践的体会,分析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3个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基于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
崔峰, 尚久杨
2020, 28(9): 1294-1304. doi: 10.13930/j.cnki.cjea.200370
摘要(359) HTML (41) PDF(195)
摘要:
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项目以来,学术界对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为系统考察和直观反映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现状、热点和前沿,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主题,基于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筛选出2006—2019年相关文献共240篇进行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表明:2006—2019年,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大体经历了初步探索、快速增长和平稳发展3个阶段。在刊文载体上,已形成由《中国农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资源科学》《中国生态农业学报》《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等8种期刊组成的核心期刊群;在研究机构上,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等为代表的科研院所占据重要地位;在发文作者上,以闵庆文、王思明及其团队为引领而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在研究内容上,多侧重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旅游开发、价值评价等方面;在研究案例选择上,主要集中于拥有全球及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广西等省;在研究方法上,仍以个案分析、定性分析居多。今后应继续深化农业文化遗产概念、分类、保护机制与模式等基础理论研究;拓展农业文化遗产时空动态演变、监测预警机制构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效应评估等新领域研究;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一带一路”、大运河、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等重点区域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不断拓宽研究视野,推进多学科理论、方法、技术集成和综合应用,打造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多元融合共同体。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价值研究
吴合显, 罗康隆
2020, 28(9): 1305-1313. doi: 10.13930/j.cnki.cjea.200237
摘要(412) HTML (20) PDF(154)
摘要:
由农牧民创造并维护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其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蕴含有丰富的生物、技术和文化等因素,深入认识这些因素在乡村产业中的地位和价值,不仅可为乡村产业发展奠定基础,而且还可推动乡村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其二,充分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本途径。这集中体现在传统品种和知识技术的保护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利用,生态产品和现代社会消费群体的有效对接。其三,创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些创新主要包括:创新消费对象,明确目标消费者的界定;创新服务功能,强化生态维护的价值;创新服务内容,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创新服务空间,推广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各种资源;创新服务手段,发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国家政策充分结合的优势。总之,借助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创新,时下的乡村产业发展可选择不同途径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可持续性。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构建及评估(Ⅰ):价值体系构建与评价方法研究
何思源, 闵庆文, 李禾尧, 刘某承, 焦雯珺, 白艳莹
2020, 28(9): 1314-1329. doi: 10.13930/j.cnki.cjea.190881
摘要(342) HTML (57) PDF(185)
摘要: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类典型的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护地,其水土管理方式、知识体系、文化内涵等对于协调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具有积极作用。这类传统生计区域往往与自然保护地毗邻或在其范围内,对其蕴含的价值进行识别与保护,不仅是提升农业文化遗产管理的诉求,也能够支持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与功能区划管理。本研究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进行系统识别,基于农业文化遗产的广义概念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狭义概念,借鉴多类型自然保护地与世界遗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自然资源资产等价值体系,从农业文化遗产的复合性、活态性与战略性特点出发,把握其核心价值,构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在充分吸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自然文化遗产价值评估、品牌价值评估等定量或定性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完整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货币价值评价方法。以系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主要包括存在价值和潜在价值,其中存在价值以载体价值和服务价值为核心,服务价值则可细分为产品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9类,25个具体指标。研究进一步提出存在价值的评价方法与潜在指标可能测算路径。构建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以及所提出的评价方法,可为以价值保护为基础进行农业文化遗产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为管理决策者在区域保护与发展协调决策中提供科学基础。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粮食与生计安全评估框架
杨伦, 王国萍, 马楠, 刘某承, 闵庆文
2020, 28(9): 1330-1338. doi: 10.13930/j.cnki.cjea.190887
摘要(252) HTML (9) PDF(142)
摘要:
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维持遗产地的粮食安全与生计安全是各方关注的重点。然而,当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保护中均缺乏对该领域的深入探讨。因此,本研究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尝试建立了适用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粮食与生计安全评估框架,分为粮食安全评估与生计安全评估两大部分。在粮食安全评估体系中,以物质产品的产量安全、质量安全和多样性保障为核心,建立了涵盖食物性产品产量、支持性物质产品产量、食物性产品质量、生产环境质量、食物性产品多样性和支持性物质产品多样性等6个方面的16项基础性评估指标;生计安全评估体系则充分考虑了农户生计的环境背景、基本状况和发展方向,从外部环境背景、家庭环境背景、家庭生计资本、家庭生计成果、家庭生计策略和区域政策制度等6个方面构建了18项基础性评估指标。研究结果既可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农户生计研究提供支撑,也可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生态补偿标准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以云南省红河县哈尼稻作梯田为例
刘某承, 白云霄, 杨伦, 焦雯珺
2020, 28(9): 1339-1349. doi: 10.13930/j.cnki.cjea.200239
摘要(274) HTML (15) PDF(175)
摘要:
设计和制定针对农田面源污染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促进农田环境治理与保护。但补偿政策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农户对政策的接受程度、响应情况和实施力度。为研究不同的生态补偿标准对优化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哈尼稻作梯田为例,将农户分为高、低海拔两个小组,建立农户多目标生产决策模型,通过设定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生产行为进行预测,分析了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种植决策和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激发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热情,农户倾向选择更为复杂但收益更高的种植结构。随着生态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的种植决策对标准的敏感性逐渐降低;同时高海拔组对标准的敏感性高于低海拔组,其种植结构变化的幅度也明显高于低海拔组,其化肥农药投入强度的削减幅度大于低海拔组。当生态补偿标准达到3 000元·hm-2时,水稻、玉米、套种大豆、套种玉米的面积比分别为60%、4%、18%、18%,化肥农药分别减少37%、49%、37%、44%。生态补偿标准通过改变农户的种植决策和化学品投入,最终对农户的收入产生影响:高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总收益先降后升,当补偿标准为1 650元·hm-2时,收益到达拐点;当生态补偿标准超过1 650元·hm-2时,不仅能达到农户减施化肥农药的效果,也能保障农户的收益。但低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水稻、单作玉米、玉米套种大豆的总收益持续下降,农药化肥减施对总收益的影响较大,农户对生态补偿的响应也较低。总之,生态补偿对农户生产行为有明显影响,且此影响与生产环境相关。
基于世界遗产监测经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监测体系构建
焦雯珺, 赵贵根, 闵庆文, 刘某承, 杨伦
2020, 28(9): 1350-1360. doi: 10.13930/j.cnki.cjea.200050
摘要(248) HTML (4) PDF(185)
摘要:
为了保护具有全球重要性的传统农业系统,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倡议。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目前拥有的GIAHS数量最多,但也面临着GIAHS科学保护与有效管理的艰巨任务。作为遗产管理的重要内容,监测对提升遗产管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科学有效的遗产监测不仅可以实现遗产自身的保护及其价值的维护,而且可以实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我国的GIAHS监测工作刚刚起步,尚未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GIAHS监测体系,也缺乏相关理论研究作为支撑。为此,本文在充分借鉴世界遗产监测经验与实践的基础上,对GIAHS监测概念与内涵、监测范围与内容、数据收集与管理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提出由三级监测网络、动态监测系统和两级巡视制度构成的GIAHS监测体系。动态监测系统是GIAHS监测体系的核心组成,包括监测范围、监测内容、监测方法、数据管理的多个方面。三级监测网络和两级巡视制度是GIAHS监测体系的基础保障,不仅有助于形成主动监测与监督巡视相结合的监测巡视机制,而且将监测数据汇交与评估意见反馈形成闭合回路,从而提高GIAHS保护与管理工作的科学性与系统性。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丰富GIAHS监测理论,进一步推动中国的GIAHS监测工作,也能为国际GIAHS监测提供中国经验。
基于SEPLS模型的GIAHS恢复力评估框架及其在保护成效评估中的应用
马楠, 闵庆文, 焦雯珺, NadiaBergamini
2020, 28(9): 1361-1369. doi: 10.13930/j.cnki.cjea.190907
摘要(233) HTML (23) PDF(116)
摘要: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是一类典型的社会生态生产景观(SEPLS),在传统知识传承保护、粮食与食物安全保障、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应对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更有效地开展GIAHS保护及管理工作,本文在分析GIAHS评估重要性和恢复力概念的基础上,以联合国大学(UNU)等团队开发的社会生态生产景观恢复力评估框架(SEPLS模型)为基础,构建了GIAHS恢复力评估框架(GIAHS-RAF),明确了其评估及计算过程。并以中国第1个GIAHS项目——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Qingtian Rice-Fish Culture System in Zhejiang Province,RFC)为例,通过对核心保护区——龙现村在2004年(GIAHS项目授牌前)和2016年(GIAHS授牌11年)的恢复力状况进行评估,探讨模型在GIAHS保护成效评估中的适用性。研究结果显示:1)2016年龙现村恢复力整体状况相对较弱,各项资本评估得分为:物质资本(0.75)>经济资本(0.63)>人类资本(0.61)>社会资本(0.57)>自然资本(0.38);2)虽然农户收入来源多样且社会经济基础设施能较好地满足社区需求,但是遗产地内部农业物种较少,农户对于系统提供的粮食多样性尚不是非常满意;3)相较于2004年,经过11年的保护工作,研究区恢复力有所提高,说明GIAHS项目的实施对该遗产的恢复力有积极影响,尤其是物质资本和经济资本两方面。评估结果与该区域相关研究结果及实地调查情况一致,说明所构建的GIAHS恢复力评估框架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对GIAHS项目及其他相关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效评估工作。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构建及评估(Ⅱ):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价值评估
李禾尧, 何思源, 闵庆文, 朱会林, 吴连勇
2020, 28(9): 1370-1381. doi: 10.13930/j.cnki.cjea.190882
摘要(261) HTML (16) PDF(154)
摘要:
开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识别与评估,有助于更好地识别其核心价值分布,了解其重要的生态、社会、文化等功能,并促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多方参与,以促进其价值实现。本文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构建及评估研究系列文章的第2部分,基于所构建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针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选择可行指标,以2016年调查与统计数据为基础,结合客观与主观评价方法,对其价值进行评估。结果表明,2016年,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总价值为685.81亿元,其中载体价值为363.09亿元,服务价值(即年度流量价值)为322.72亿元。服务价值中品牌价值111.74亿元,生态价值102.40亿元,产品价值72.57亿元,科技、社会、审美、文化、历史和精神价值36.00亿元。显然,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是多类型的价值载体,其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能够反映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复合功能与全球重要性。以载体价值为基础,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具有较高的产品价值,更具有丰富的生态价值与突出的品牌价值,值得管理者以此为基础进行针对性保护与品牌价值提升。该案例研究过程及其结果表明,所构建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能够适应具体遗产地系统特征,反映遗产地价值构成与价值分布,有助于遗产地基于价值提升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与管理,进一步与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建设相衔接,并能够通过指标选择与动态监测评价其价值变动,以服务于遗产的可持续管理。
开发适宜性视角的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评价框架——以浙江省庆元县为例
王博杰, 何思源, 闵庆文, 崔峰, 王斌, 刘显洋, 白云霄
2020, 28(9): 1382-1396. doi: 10.13930/j.cnki.cjea.200074
摘要(317) HTML (25) PDF(147)
摘要:
旅游资源评价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有效保护的前提,评价结果对于遗产地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适宜性视角,从资源要素价值、时间适宜性和空间适宜性3个维度,选取历史文化价值、艺术观赏价值、科学研究价值、自然环境、资源规模潜力、游客舒适度和交通可达性7个层面的15个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确定组合权重,运用多因子加权评价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并以浙江省庆元县香菇文化系统为例,对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庆元县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适宜性空间上总体呈“中间高,四周低”的格局。其中,中部地区的松原镇、五大堡乡、四山乡、贤良镇和百山祖乡的旅游资源优势突出,是开发潜力最大的地区;南部地区的安南乡、举水乡、岭头乡和龙溪乡尽管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自然旅游资源,但由于交通可达性较差,降低了旅游开发适宜度;东部地区的左溪镇、官塘乡和江根乡可供开发的旅游资源较少,因而旅游开发适宜度不高。从时间分布上看,春末(4月和5月)及秋季(10月)是庆元香菇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最佳时期。为增强南部和东部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适宜度,建议进一步加强该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区域之间的交通通达度;同时,采取多种资源组合的开发方式,增加游客的适游时间。基于开发适宜性视角构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框架,可为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价值分析、旅游开发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
城市边缘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综合评价——以四川郫都林盘农耕文化系统为例
杨波, 何露, 闵庆文
2020, 28(9): 1397-1404. doi: 10.13930/j.cnki.cjea.190897
摘要(281) HTML (21) PDF(152)
摘要: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路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综合评价是因地制宜地提出乡村发展路径的基础。位于城市边缘的传统农耕地区面临路径选择的困境,对这类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测算和评价,可为地区经济发展、劳动力转移等研究奠定基础。本研究以地处成都市郊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四川郫都林盘农耕文化系统为例,对遗产地各镇(街道)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强度指数等进行了定量测算和空间格局评价,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条件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遗产地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指数总体水平分别为4.03万元·人-1和54.69%;12个农业镇(街道)之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指数差异较大。2)各镇(街道)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指数空间格局上均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征;其中,唐元镇农业劳动生产率最高(6.35万元·人-1),郫筒街道最低(1.72万元·人-1)。3)各镇(街道)农业劳动参与率与城镇化程度呈空间异质性,农业参与率总体上呈西北高东南低的趋势;其中,新民场镇劳动参与率最高(45.57%),红光镇最低(8.46%)。4)各农业生产条件因素中,单位农业产值能耗、单位农用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人均农用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均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前两个因素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后两个因素。基于此,郫都林盘农耕文化系统农业发展应从空间差异化、生产现代化和产业多样化等方面着手,发挥城市边缘区在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维持农地轮作模式,保障西北部各镇农业持续生产,加强东南部各镇基础设施和加工业建设。同时鼓励农民开展多种经营拓宽增收渠道,促进该地区的乡村振兴。
基于劳动投入回报率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经济驱动分析——以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为例
何璐璐, 张永勋, 洪传春, 闵庆文
2020, 28(9): 1405-1413. doi: 10.13930/j.cnki.cjea.190920
摘要(287) HTML (35) PDF(128)
摘要:
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传统小规模农业一直被认为是经济效益较低的产业。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小规模农业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仍发挥生计功能,为何仍有大量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为解释这个现象,本文选取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宽城板栗栽培系统为例,以宽城板栗种植户为单位,采用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构建劳动投入回报模型,计算农户板栗种植和外出务工的劳动投入回报率。研究结果表明:宽城板栗种植户使用化肥和农药比例不高,耕地面积小(0.57 hm2·户-1),田间管理、采摘是板栗种植消耗劳动量较多的农事活动,年均只需要投入121.4人·d·户-1的劳动量;外出务工劳动力约2人·户-1,人均务工时间为8.9月·a-1,每年每户外出务工的总劳动量为537人·d·户-1,是板栗种植劳动投入的4.4倍。板栗价格相对略高,每户种植板栗所获得的收入是15 623.3元·户-1;农民文化程度较低、技能不足,外出务工的月收入较低,每户劳动力外出务工所获得年收入为59 243.7元·户-1。但从农户劳动投入回报率的角度看,小规模板栗种植业较外出务工高约1.2倍。这一结果与人们对农业低效益的普遍印象存在较大差别,也从经济维度解释了多数农户不愿意放弃板栗种植的原因。板栗种植需要的劳动量较少,使得农户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农户兼业化是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以适应社会转型的适应性现象。
农业文化遗产地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与饮食旅游偏好关系研究——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
苏莹莹, 王英, 孙业红, 闵庆文, 焦雯珺
2020, 28(9): 1414-1424. doi: 10.13930/j.cnki.cjea.200044
摘要(327) HTML (54) PDF(155)
摘要:
传统饮食是农业文化遗产地重要的旅游资源,饮食旅游偏好影响着游客对旅游产品的选择。引导和培养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对遗产地传统饮食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通过问卷和访谈实证调查分析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和传统饮食偏好之间的关系。运用SPSS 18.0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3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因子,分别为传统饮食认知因子、传统饮食环境责任态度因子、传统饮食环境责任行为因子;同时根据提取出的3项游客传统饮食偏好因子,将游客分为传统饮食口味追逐型、传统饮食参与体验型、传统饮食文化体验型,3种类型所占比重分别为38.05%、35.63%和26.31%。其中传统口味追逐型游客关注饮食的口味、种类、环境等食用体验,传统饮食参与体验型游客更多地关注饮食的制作过程以及部分饮食文化内涵,而传统饮食文化体验型游客更加关注当地文化、生态保护和对本地食材的应用以及传统饮食所传递的文化价值,且三者中传统饮食文化体验型游客环境责任行为最强,传统口味追逐型游客最弱。最后将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因子和传统饮食偏好因子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因子与游客传统饮食旅游偏好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应考虑不同类型游客对农业文化遗产的饮食偏好,有选择有重点地适应游客的需求,避免为吸引大众游客而产生的饮食文化破坏与生态安全问题。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人均纯收入差异驱动力研究——以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为例
李志东, 饶滴滴, 刘某承, 王国萍, 丁陆彬
2020, 28(9): 1425-1434. doi: 10.13930/j.cnki.cjea.200024
摘要(323) HTML (20) PDF(140)
摘要: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是当前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欲实现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结合产业、地域环境等因素协调其所在地的经济收入是重要环节之一。本文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为例,基于空间分析方法——地理探测器,结合产业发展、资源配置和地形特征等可能产生人均纯收入差异的空间因子,对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地人均纯收入差异驱动力进行分析和阐释,旨在为农业文化遗产地资源调控及经济建设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第一产业类型和二三产业发展程度是造成当地人均纯收入差异的关键驱动力;交通便利程度、水资源供给能力、高程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设立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当地人均纯收入差距;并且这4个因子与前2个产业因子对人均纯收入空间分布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得出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q=0.30)以及二三产业从业人数比例较小(q=0.37)是限制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所在地巴彦温都尔苏木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交通不便(q=0.11)及海拔较高(q=0.15)等地域环境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巴彦温都尔苏木与周边区域的人均纯收入差距。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当地的下一步发展应重视以下3个方面:1)在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同时适当发展传统畜牧业转型;2)将农业文化遗产打造为特色品牌进而推动特色农产品和特色旅游的发展;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发展做足准备。
中国荔枝文化遗产的特点、价值及保护——基于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的实证研究
赵飞, 廖美敬, 章家恩, 黄敏, 张湛辉
2020, 28(9): 1435-1442. doi: 10.13930/j.cnki.cjea.190799
摘要(354) HTML (75) PDF(168)
摘要:
中国是荔枝的原产地,是荔枝产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丰富、最优质的荔枝品种。同时荔枝历史上有“百果之王”等美称,是中国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果品之一。荔枝文化遗产极具中国特色且拥有全球影响力,对其保护与发展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为案例,采用实地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对荔枝文化遗产的特点、价值及保护进行了探讨。遗产地荔枝栽培历史悠久,‘挂绿’驰名中外,种质与古树资源丰富,拥有完备的生产技术体系,荔枝文化资源厚重多元。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是一个生态、经济与文化价值俱佳,具有南亚热带特色的生产和文化系统,但当前面临着城镇化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冲击、古荔树保护力度不够、遗产价值认知不足等威胁。提出以下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建议:选择山枝与水枝的代表性区域,建设田园空间博物馆;实施古荔树保护工程,强化古树的管理与护养;加大荔枝文化普及力度,提升民众文化自觉能力;以荔枝产业园、特色小镇、果场为重点,推动荔枝产业升级发展。荔枝相关遗产地应联合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推动中国荔枝文化遗产的进一步保护与宣扬。
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景观特征及演变
魏雪馨, 刘洋, 刘荣高, 闵庆文
2020, 28(9): 1443-1452. doi: 10.13930/j.cnki.cjea.190872
摘要(253) HTML (18) PDF(129)
摘要:
浙江省庆元县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发源地,2014年庆元香菇文化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农业遗产景观是农业文化遗产在现代生活中最直观的表现,研究遗产地的景观特征和演变状况,有助于深入理解区域景观的状况及影响因素,实现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发展。本文运用Landsat 1991年、2001年、2010年和2018年的卫星影像结合实地调研,研究庆元香菇文化系统遗产地的景观现状、特征及结构,分析1991—2018年各景观类型演变规律及可能驱动要素。结果表明:1)遗产地景观类型主要包括森林、耕地、居民地和水体4类,其中森林面积达到1 643.23 km2(86.61%),是优势景观类型。2)区内山高、林密、溪流和菌菇资源丰富,形成了“河流-村落-梯田-森林”的垂直景观结构,并拥有西洋殿、菇寮等独特的香菇文化景观,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3)1991—2018年,遗产地森林面积增加139.28 km2(7.34%),耕地面积减少154.53 km2(8.15%),居民地面积增加11.86 km2(0.63%),水体面积增加3.48 km2(0.18%)。4)景观变化与相关政策密切相关,20世纪后半期,遗产地森林砍伐严重,森林覆盖率由79.27%降低到77.97%;21世纪以来,封山育林和生态林业建设使森林覆盖率从77.97%上升至86.61%,退耕还林和城镇化政策则分别促使了耕地面积减少和居民地面积的微弱扩张。总之,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遗产地景观结构独特,得益于当地居民林-菇共育的传统理念、香菇栽培技术的进步和当地森林保护等政策的施行,遗产地森林面积经历轻微的下降后又迅速增加,为遗产保护和传承提供了保障。
涉县旱作梯田系统农业物种及遗传多样性保护与利用
贺献林, 王海飞, 刘国香, 王玉霞, 陈玉明, 贾和田, 王丽叶
2020, 28(9): 1453-1464. doi: 10.13930/j.cnki.cjea.19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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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要素。以王金庄为核心的涉县旱作梯田系统2014年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其农业生物多样性,可为涉县旱作梯田系统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依据,为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业生物多样性农家就地保护提供参考。本文通过对传统农家品种普查收集与入户访谈、田间调查与种植鉴定,系统研究了涉县旱作梯田系统的农业物种和传统农家品种以及由此形成的保护与利用经验与技术。研究发现涉县旱作梯田系统种植或管理的农业物种26科57属77种,其中粮食作物15种、蔬菜作物31种、油料作物5种、干鲜果14种、药用植物以及纤维烟草等12种。共有包括171个传统农家品种,其中粮食作物62个、蔬菜作物57个、干鲜果品33个、油料作物7个、药用植物和纤维烟草12个。这些农业物种及传统农家品种,通过混合种植、轮作倒茬、间作套种、优中选优等一系列保护与利用技术被活态传承和保护。但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农业的快速推进,涉县旱作梯田系统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正面临着主体缺失、技术失传、传统农家品种名称混乱、种质退化以及单一化种植造成的品种多样性丧失、单一追求产量造成适应性强的品种资源丧失、农民生计方式多样化造成梯田农业的弱化、传统农家品种生产比较效益低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立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机制、发展特色产业、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组织开展资源普查并建立社区种子库与农民自留种相结合的传统农家品种就地活态保护机制等对策与建议。
基于基尼系数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刘海涛, 罗鸣, 徐明, 刘雁南, 陈保青, 赵文, 黄波
2020, 28(9): 1465-1474. doi: 10.13930/j.cnki.cjea.200124
摘要(270) HTML (15) PDF(131)
摘要: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并负责认定。截至2020年3月底,全球共有22个国家的59个项目被列入GIAHS名录。但是目前尚缺乏对GIAHS全球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了更全面掌握GIAHS资源地理变迁与区域差异,为全球农耕文明挖掘保护提供参考,本文以截至2020年3月被列入GIAHS名录的59项遗产为基础,利用基尼系数方法,从东西半球与南北半球以及洲际与国家角度,分析了被列入GIAHS保护名录的59个项目的全球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GIAHS在五大洲、不同纬度带、不同经度区间、现有分布国家之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63、0.68、0.76和0.83,分布均匀度分别为0.37、0.32、0.24和0.17,表明在全球五大洲、不同纬度带、不同经度区间和现有分布国家的集中分布程度均较强、分布均匀度均较低;GIAHS在亚洲的分布最多,其次是非洲和欧洲,美洲数量相对较少。目前GIAHS主要分布在北半球,特别是30°~60°N之间区域;东西半球相比,主要集中在东半球,尤其是100°~160°E之间;GIAHS在现有分布国家中的集中程度非常高,中国、日本、韩国3国的GIAHS数量超过总数的一半。影响GIAHS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包括气候与地理条件、农业起源中心、GIAHS影响力、国家发展理念及重视程度等。基于对GIAHS的全球空间分布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本文提出加强对不同纬度带和不同气候带的普查力度、关注小岛屿国家农渔业系统的挖掘和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国家的支持力度等相关建议,以期为GIAHS发展提供参考。